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一个买办城市。一头是对海外做外国人的买卖，另一头，他们把自己视为中央政府的买办——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包税人。
作为包税人，就是上海政府每年给国家承包多少财政，剩下的比例，属于上海，完全本地分配，这实际上是19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税制留下来一个长期bug。当时中央政府没钱就要收回财政大权，最后，基本按照一个三七开的比例，但是这个留下了两个bug。
第一个bug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30%后面也变成了天文数字。另外一个bug呢？就是地方土地财政。这就造成了上海凭借地理区位优势和原来的工业积累，还有外资的涌入，加上国家的各种金融政策支持沉淀了海量资金。
上海地方政府每年可支配的财政，我说的是地方财政留存的钱非常之多。但是作为一个买办城市，上海对于高科技挑战西方这块路径从来没有形成，从来不会去做——这等于违背了买办的这个基本属性。撇开这些不说，上海国资委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上海国资委掌握的资产绝对是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望尘莫及的。但是，这一点也是非常要命的：上海国资委手上的资产，几乎全部都是金融资产，没有多少实业资产了。
简单地说，上海国资委有大量的股份，尤其是金融行业的股份，但是手上没多少地，没有什么宾馆，没有什么马上可以用的地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像浦发银行几千亿人民币的资产，上海国资委占比也是很高的。每年的分红比例中，大概有上百亿的现金分红。但是上海的土地资源，比如宾馆、工厂、地皮这些东西，上海国资委手里没有多少了，都已经卖光了，变成了纯粹的金融资产，简单说就是银行里的数字。那这个时候，既然上海国资委这么有钱，调拨一些资金不行吗？这个事情行不行呢？不是不可行，但是谁也不愿意用这笔钱。为什么？因为在包税人的眼中所有上海地方的钱都是我这帮官僚和精英系里边口袋里的钱。用我口袋里的钱去做公共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
这些年，上海的政府治理、地方治理在逐渐向西方那种服务外包的体系转变——所谓的小政府。也就是管理功能降低到极低，突出服务性质。而这些外包公司，往往都是领导的关系户，再配合一些全球顶级的各种专业的精英团队。所以，在面子上的，看得到的地方，上海是非常精致光鲜的。那么基层呢？恰恰相反！上海的基层组织人力非常薄弱，老人（上海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2020年底，老龄化率36.1%。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530多万了)和关系户居多，比如说领导的老婆，政府职员的老婆，本地的一些就业安置，平时有钱养一些闲人。但总人数并不多，财政负担也不大。各种事物甚至包括警察，都可以外包一部分给协警。政府的治理变成了各种发包，把政府的钱分解成一个个的事务性的包，到社会上招标。
这个招标的过程，当然也是可以操控的。那种市政面子上的工程必须全球化招标做得非常光鲜漂亮，但是肉眼看不见的小的地方，各种招标，特别是蚂蚁搬家的各种招标就形成了上海隐秘的各种小型的腐败和利益分配。在上海这种地方，但凡跟市政各种花钱的地方能接触的，每年搞个几百万小菜一碟。说实在的，中央政府拿到了财政收入的大头，只要不出太大的幺蛾子，这种地方的、小事儿中央也懒得管了。每年光在上海这个地方，首先是地方财政几千亿，卖地的收入也有一大笔。还有各种美元基金，各种金融利差，还有借着这个金融信息源头操控金融获得的收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地方每年开支的资金不下万亿，就是各级政府，各级部门花出去的银子。上海这个抗击疫情，对于精英们搞钱是很不爽的，任何的风控都阻碍他们赚眼前的钱。而且上海的精英们，认为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跑，他们可以保证自己的医疗条件，他们可以保证在任何极端情况下，他们能够正常的生活不受影响。所以他们认为，即使是有疫情死的，也是别人，不会是他们。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有钱的小区是故意给小哥的打赏非常高。这样子就会有大量的小哥围绕着他们这一片的高档社区服务，不去跑去别的地方。就等于把这种有限的社会资源通过金钱的打赏方式，收买到，集中给他们服务。这样子会确保很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这些小区，都有足够多的配送资源供给。他们甚至故意买一些非必要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可乐香烟这些，然后给小哥很高的打赏，这时候他们抽的不仅是烟，而且是一种阶级优越感。在上海精英阶层中间，他们甚至潜意识里边就已经印度化。
这一种无力的基层组织，其实美元资本只需要收买少量的舆论精英行业精英。医疗精英就可以把这个上海的体系，在奥密克戎这种病毒的配合下，打得落花流水。舆论精英，本来就是一个金融城市常态化的帮闲阶层。我们说上海舆论界拥有和他的GDP数字不相匹配的舆论影响力，这就是一个城市往金融化以后很重要的现象之一。金融行业操控的是心理学，他必须常态化，养一大批的舆论精英来给他们当吹鼓手，来洗脑，来散布谣言，操控人们的心。其实整个疫情开始，从网红医生也好，还是后来“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全国全世界的”某女，无一不体现出这种本质。
上海这个城市经过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进程，政府服务外包的进程，政府手里拥有的资源只是金融的数字，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全部倒退，大部分丧失。整个上海地区的精英，都已经被这种东西放在金融体系裹挟，从意识形态到行为模式，都已经蜕变成了完全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疫情是没有特效药的（辉瑞口服药进来了，各种资本又开动了他们的舆论武器开始以连花清瘟为突破口，对中医药口诛笔伐除之后快。这几天零散聊了几次，抽时间也考虑写点东西），它考验的是一个政府的宣传力、动员力、组织力、执行力、全社会的纪律性，快速响应机制甚至包括团结互助，邻里互助。这个时候，即使是个人的利己主义都会成为抗疫的绊脚石。所以香港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抗击疫情的。那么上海呢？上海，我前面说了，相当于半个香港，四不像。整体来说上海还是有救的，但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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